謝文定

（民國93.11.5–96.4.12）

查緝黑金行動中心與國務機要費案

謝文定檢察長於93年11月5日從法務部政務次長之職務，經派任到本署擔任檢察長。問起在本署檢察長任內，所經歷過最重大的案件，謝檢察長首先提到的，就是當時的查緝黑金行動中心（下稱查黑中心）辦了兩個總統，一個現任總統，一個下任總統。
謝檢察通常每週會去查黑中心二次，約95年7月初，當時查黑中心只有陳瑞仁、侯寬仁兩位高檢署的檢察官，另向臺北地檢署借調周士榆與陳錫柱檢察官，共4位檢察官。嗣改制為最高法院檢察署之「特別偵查組」後，擴充至十餘人。但事在人為，在人力非常少的情形下，查緝黑金行動中心還是辦出少案子。及至查黑中心結束時，尚移交出許多案子，交由相關地檢署繼續辦理。由於查黑中心偵辦的多為全國矚目案件，當陳瑞仁檢察官向檢察長報告陳水扁前總統所涉國務機要費案時，謝檢察長只告訴陳瑞仁檢察官：「你們就按證據積極辦嘛，但是你不要惡整人，真的有做，那就辦吧！如果真的查出違法事證，不管官位再大，神仙也救不了，但是沒有也不要冤枉。」
謝檢察長很肯定陳瑞仁檢察官是位幹練且有謀略的檢察官，而檢察長要做的，就是支持檢察官，提供檢察官辦案資源與行政協助。案件偵辦過程中，特別注意保密甚至連法務部都被列為保密對象。陳瑞仁檢察官自己騎摩托車去問證人、問李前總統，進入總統府等，保密都做得滴水不漏。檢察官的作為，也獲得民眾的肯定，當時做的民調，檢察官所獲得肯定的民調是非常高的。雖然人民的心理就是要打擊權貴。但是檢察官必須牢記，打擊權貴也不能惡整。
基於檢察長之職務，為了公務必須與法務部及立法院保持良好的互動。惟謝檢察長自陳，私下從無為了自己的職位向任何人開口要求過，並保證：「這個我可以接受檢驗！」。當時立法院原擬刪除查黑中心的預算新臺幣700多萬元，雖然民進黨支持查黑中心，但其在立法院內是少數，在院會最後一天表決，50幾個案子通通沒有過，只有查黑中心的預算過了，使查黑中心得以繼續運作。95年，在陳前總統的國務機要費案結案之前幾天，謝檢察長對案件的結果已大概瞭解了。當時因為要審閱書類，又擔心記者守在查黑中心外面會發現動靜，於是凌晨5點鐘就到查黑中心，避開媒體守候。

經濟犯罪督導小組與紅火案

除了查黑中心偵辦的國務機要費案之外，高檢署經濟犯罪督導小組周志榮檢察官從金管會裁罰書理由中，發掘出涉及中信金控高層的「紅火案」。這是高檢署檢察官直接參與偵辦之少有的案子。周志榮檢察官從金管會對中信金裁罰的理由書中看出有犯罪情事，於是向謝檢察長報告，謝檢察長也大力支持偵辦。當時臺北地檢署及高雄地檢署亦有相關案件，謝檢察長召集兩個地檢署協調，後來就由臺北地檢署的曾益盛檢察官承辦，調查局的北機組參與，另借調了臺北地檢署的檢察事務官協助追查金流。謝檢察長也撥出經費支援臺北地檢署偵辦此案的設備經費，終於將該案件順利的辦出成果。
從這個案的偵辦過程，謝檢察長亦有感而發，認為身為一個檢察長，需要有的承擔：「檢察長是當檢察官辦案有壓力的時候，你要想辦法怎麼樣給他紓解，給他資源。尤其在媒體攻擊得很厲害時，你要怎麼樣站在他的立場，捍衛他，這個是非常重要的。」

創辦《檢察新論》

95年，高檢署創辦了《檢察新論》雜誌，這是檢察體系迄今唯一的一份學術期刊，是謝檢察長任內一項新創而具有重要影響性的業務。
謝檢察長到國外參訪，發現外國檢察機關大抵都有自己的刊物；甚至韓國，連一個地檢署也有刊物，所以起了創辦《檢察新論》的念頭。但當時並沒有編列出版物項目的預算，謝檢察長於是想辦法用預算結餘支應，不足部分再向法務部請求核給經費。
在創刊號的發刊詞中，謝檢察長期待檢察官能培養出具獨立性格、宏觀視野、不營求功名、不逢迎拍馬的硬頸風骨與謙沖節操；且要能體認人民期待的時代任務與使命，要有勇氣抗拒權勢的威脅與功名的誘惑，致力塑造不畏強權、保護弱勢、維護人權、專業效能、人文關懷的檢察新文化。這也是謝檢察長對檢察體系最深切的期許。
謝檢察長認為，檢察官的價值，不在於職位階層的高低，而在於所做的事對社會產生的影響力。沒有這種情懷，光只是想得到位子，永遠難贏得人家的尊敬。

檢察同仁之期許、檢察精神傳承與建議

謝檢察長期許檢察官不要屈從權勢，不要貪戀名位。但不貪戀位子相對容易；要不追求、在乎名聲就很困難。凡被媒體抨擊，檢察官大概心裡就不好受，畢竟檢察官是人而不是神，而造神是謝檢察長極端反對的。
高檢署的檢察官一般而言均能幹且優秀。目前檢方的問題是，一大批優秀的人在做的事情，卻令人覺得成就感很低。在個人方面，謝檢察長建議大家找一個領域深耕，成為這方面的專家；於整體方面，謝檢察長主張檢察系統應扁平化，檢察官只分資深和資淺，檢察威力是團隊，和法官獨立審判不一樣。檢察官比法官重要，必須立即的、單獨臨場的處理事情。比較理想的方式是團隊辦案，起訴的團隊自己蒞庭，這樣可以節省人力，不一再重複一樣的東西，才能讓檢察官有所發揮。